现在春麦种植突破生态限制，这是最近200年气候转暖和品种改良的结果。至于气温，春麦在理论上的适宜气温为16c—19c，这是作物灌浆期各类作物开花受粉后，茎、叶的营养物质输送到子实里去，胚乳逐渐发育成浆液状。这段时期叫灌浆期。对气温的基本要求，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作物生长期须保有一定的积温，当地人流传着一句古语“山高地凉，大燕麦不黄”，即是指积温过少。气温过低和积温过少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第二个干涉性因素。洮州年均降水量为518毫米，整体上对青稞、春麦是有利的。水似乎是唯一能够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然而降水的不均衡是农业生产的又一干涉性因素。四月初的播种期经常受到春旱的困扰;五月份正值春麦的分蘖拔节时期，是春麦需要水最多的时段，却往往发生旱灾。在夏秋收获季节，东路、北路则是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农历四月播种之际的缺水与夏秋之际的多雨形成不均衡分布，而最使乡民恐惧的是“变态”之水——冰雹。在青稞120多天和春麦140多天的生长期内，作物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春旱和夏秋之际的雹灾。农民此时在仪式上祈求四五月里“清风细雨”，禳除六七月份“疾风雹雨”。除了北路林区以外，整个洮州几乎都在冰雹袭击的范围之内。2005年8月份新城附近遇到一次冰雹袭击，雹子十几分钟下了10—15公分厚，把青稞、春麦连叶带杆打得精光，造成庄稼绝收。
在正常年份农作物的收获也很低，高原的农作物甚至牲畜都有“低产晚熟”的特点。根据“临潭县种植业分区1984年生产情况统计表”，西路高寒阴湿地区春麦、青稞各占播种面积30％，其余油菜、豆类占30％。西路春麦亩产60.4公斤，青稞亩产59.7公斤。据西路报告人说，过去没有改良品种和使用化肥，在歇地的情况下川地亩产也只有50公斤，坡地大概产粮25公斤。
2.洋芋。 洋芋在华北称为“土豆”，学名叫马铃薯，原产南美洲的秘鲁、智利一带海拔4000—5000米的高原，性喜冷凉。洋芋在西北广泛种植，甘肃东乡县的洋芋产量超过其他农作物，是乡民赖以生存的主粮。根据海拔高度在农历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下种。洋芋对水的要求不高，属粮菜兼用作物，适应性广，抗灾力强。洮州冷凉地区四月下旬开始播种，**月份开始收获，洋芋亩产不足50公斤。人们选择某一物种作为果腹和补充能量的食物，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以偏好或者文化价值来取舍食物的，生态环境往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不是说生态环境决定了文化，而是说它对文化有影响。下面说到的蕨麻猪和牦牛也是物种对生态适应的例子。
3.蕨麻猪。蕨麻猪是高原生态环境下物种适应的地方猪类。当地藏民认为根据佛教经典上记载，蕨麻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至今有400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合作和夏河，卓尼和临潭也有放养。蕨麻猪性野，体型矮小，毛长而呈棕黑色，3岁成年公猪体重24公斤，长59厘米，高38厘米；头长而呈锥形，嘴长而尖，喜在草场和河谷觅食，其采食能力颇强，食野生植物的茎、叶、籽实、根，尤其喜食蕨麻，与内地家猪的习性迥异。蕨麻猪的野性、器官构造和矮小体形，无异是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结果，也是缺少与外界物种交流的结果。当然物种的改良依赖广泛的区域交流，这与社会系统的人的交往和社会联系有密切关系。
4.牦牛。牦牛是青藏高原古老而原始的品种，是高寒牧区适应严峻生态环境的畜种，是藏民赖以取食和运输的高原之舟，它为人们提供酥油、牛奶、皮张和奶制品。2005年底，甘南州的牦牛存栏87万头，占甘肃省牦牛总数的80％。牦牛和本地藏羊都是高原适应性物种，其体型比内地同类牲畜要小许多。同高原农作物一样，洮州的地方牲畜也有“低产晚熟”的特点。过去藏民把牲畜看做财富的象征，“惜杀”现象非常普遍，加上当地的“放生”习俗，牲畜的出栏率很低。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口压力和市场的刺激又使得牛羊的种群数量膨胀得离谱，草原不堪重负。草原载畜量由1949年的231.8万个羊单位，增加至2000年的620万个羊单位，超载92万个羊单位。
2.1.3适应与取食
汉族先民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确实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但不是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希波格拉底(hippocrates)的体液论，他认为气候是造成体液“平衡”的原因，也是形成体质形态和人格的地域性差异的原因。18世纪孟德斯鸠和其后的e·亨廷顿都把宗教的产生及其禀性与气候联系起来。所指涉的那种适应，而是包涵着能动性努力的适应。人类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和群体通过文化行为去适应环境。“文化行为”在文化生态学派的斯图尔德（stewart， 1955）那里，被看做是解决人类从其所处环境中获取食物的基本方式，他发现家庭组织适应于资源广泛分散的居住环境和漂泊不定且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由宗教或假设的亲属关系纽带联结成核心家庭的较大组合集团，因为混合群队适合于集体捕猎大猎物。塞维斯(service)向斯图尔德挑战说，从父居群队的广泛分布与其说是对生计需求的适应，还不如说是群队内部关系需要的结果，即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后来生态人类学又发展出热量和蛋白质理论，但取食、能量问题不是唯一必须考虑的文化有效性问题，瓦达和麦卡(andrew p.vayda， bonnie j.macay)指出，生物还必须应付环境中各种危险，包括生态的、社会的、制度的。宗教仪式、亲属关系、艺术等文化制度有助于收集、解释和传递信息，以便对生态环境采取适当的反应。不同于斯图尔德研究的肖肖尼人和拉帕波特研究的策姆巴加—马林人，传统中国是一个复杂社会，洮州又是一个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叠加的地方社会，它所面临的问题与上述部落社会不可同日而语。洮州人首先面对的考验是斯图尔德关注的生态环境对生计施加的压力;瓦达提醒注意的各种危险包括战争和其他社会灾难;拉帕波特观察到生态与仪式关系有交流信息的职能，认为它是一种关于环境的分析资料并传递一种集体行动的信号。这样，我们就不能只研究生计的环境适应，而应把组织、制度层面的文化适应纳入适应范畴加以考量，同时，地方性的族群、信仰、仪式也是适应的重要方面。
明初以后大量的军士、农民来到此地，“移京无地农民三万千户于诸卫所”，当时情况正像山歌中唱的那样，“出了家门入老林，瞭见林里虎打盹”，古洮州森林茂密，想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场景。以农为本的汉族先民把山上的树木砍掉，建起木结构的土屋，烧荒开地，然而这一切之后他们发现“洮州地属边陲，气候过凉”，尤其是“夏秋之交多疾风雹雨，其来甚骤莫可预防，禾稼遇之则摧折无余，农人深以为患”。土壤的肥力不足，气温过低，无法灌溉，庄稼一年一熟尚招致土地的亏损，他们不得已进一步向森林索要土地，以满足歇地规律的最低要求。先民们首先遇到对于农耕者来说颇为苦恼的生态环境问题，继而又在不断的开发中加剧生态脆弱性。生态脆弱性按笔者的理解，是指自然与人为活动相结合造成生态环境退化、生态功能减退、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衰竭的状态。当然，不能把这种生计活动的历史责任归咎于汉族先民，他们只是帝国朝廷棋盘上的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