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定辽接过木盒，轻轻按下按钮。

“轰唔——”

“唔隆—”

“隆——”

“隆”

一声巨响，紧接着山谷中发出回响。

岸山的民夫百姓立刻看天。

“打雷了！”

“要下雨了！”

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湛蓝湛蓝的天空上只有一轮烤得人冒油的毒太阳。

刚才埋炸药包的地方腾起一股烟雾，碎石飞起十几丈高，地面留下一个二尺见方的坑。

参谋长惊呀地合不上嘴。

孙定辽掏一下发痒的耳朵眼叹道：“这简直是天雷落地！”

杨六郎赞道：“好名字！有地雷竖击，地炮横击，这次管叫满州兵有来无回！”

“铁军”带来“地雷”的消息一下子传遍石门水两岸。

地雷虽好，毕竟数量有限。更令孙定辽惊喜的是一营带来了全部缴获的满洲兵器，十几副望远镜和两支对讲机。

孙定辽和杨六郎商量片刻，决定立即对一营扩编：

一营每五人为一伍，计电三眼铳手一名，刀盾手一名，弓手一名，锄头兵一名，长枪兵或其他一名。其中电三眼铳手和刀盾手为一营老兵，弓手由骑兵抽调，锄头兵和长枪兵由新兵抽调。每伍设伍长一名，多为电三眼铳手或刀盾手兼任。

每三伍为一行，计十五名军士，指派一名伍长兼管。

每三行为一小队，计四十五名军士，另派小队长一名，合计四十六人。小队长多为战士功名，配电三眼铳一支，外带自选兵刃一种，柳木哨一支。如此每小队三眼铳十支，刀盾十套，弓箭十套。

每三小队为一队，计军士一百三十八名，另派队长一名，通讯兵一名，合计一百四十人。

如此扩编共三队，合计四百二十人。

单独一百名骑兵舍弃坐骑，临时编为一队步弓手，上设队长一名，下设左右两翼。每翼五十人，合五个什，每什两个伍。

民夫二百人，郭石匠任队长。

此外，杨六郎亲领一什三眼铳手，一什掷弹筒手，一伍为掩人耳目所谓的万人敌手、实际上的炸药手。

再加上东石门炮台的炮手，杂役伙夫，一营全营合计八百人，由杨六郎携带一部对讲机驻守东侧，负责石门东炮台和长城的防御；

余下的步卒与一百弓手、一百民夫，一伍万人敌手，合计五百人，由孔有幸、牛犊、温木作协管，由孙定辽带一部对讲机坐镇石门障城亲自统领，负责防守西石门炮台和石门障城。

其余两百名骑兵驻营石门水道前口子内的河道，一边牧马，一边作为机动力量。

其余民夫驻营前口子东西边壕墙内，修整东西边壕障城。

一营扩编命令一出，几百新兵和民夫打破头地要挤进塔布囊派来的“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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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书友可跳过）

《黄河》

《黄河》是第一首由中国人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战争期间，清政府保持中立，在日本留学的杨度有感于国事作词。其词曰：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铙吹”是凯旋之乐，《唐书·乐志》：“唐制，凡命将出征，有大功献俘馘，其凯乐用铙吹二部。”）

杨度其人，颇为传奇，一生与梁启超、袁世凯、黄兴、孙中山、汪精卫私交甚密。

杨度早年拥护君主立宪，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并担任清时王公大臣的法律‘高级讲师’，出入颐和园。

民国四年，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于总统袁世凯：“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同年杨度任袁世凯称帝“筹安会”理事长，一手策划各种称帝请愿活动。好友梁启超怒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

民国六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政，被他拒绝。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

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同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杨度上海租界因病去世。

杨度的共党身份鲜有人知。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的《黄河》有多人为之谱曲，但以次年由同样于日本留学的沈心工作曲传唱最广。

沈心工被誉为中华音乐界开幕第一人。其《黄河》、《男儿第一志气高》（或曰《操歌》）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

他为《黄河》的谱曲恢弘苍茫、悲壮慷慨，影响之广，几乎成为当时的“准国歌”，在九十年代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