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从很小开始，就意识到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的粗野和怪诞。我在转学去县城之前，生活在另外一个小镇。整个“文革”年代，那个小镇充斥着无端死亡的气息。

我曾亲眼目睹，一会儿是造反派把当权派（基层政府官员）捆绑上台批斗毒打；过一阵子，又是保皇派把造反派捆绑吊上了房梁。每个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胜利者却总是诅咒对方是毛主席的敌人。人群被莫名其妙地划分为敌我，仇恨和报复循环往复。我的父亲和雯的父亲，都是这个国运下的祭品，他们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各自分担着恶世的疼痛。

我的内心一直储蓄着这样的火焰，即便在最消极的山中岁月里，一个微吏的身份并不足以使我消解对这个时代的质疑。甚至这种尚未开始就已失败的爱情，本质上都因我们解不开时代的绳扣，而不得不放弃努力。

也就是说，在一个青年涉世之初，他的爱恋和梦想，仿佛都被组织扼杀。怀揣着这样的怨，我只能奔赴远方，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县城了。不管远方有多远，一代又一代边城青年，都这样带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出发，希望沿路寻觅同道，为改变社会而抱团取暖。

我独坐河岸边的那个凉夜，像是在俯瞰整个人间。

青春的忧伤和愤怒里，似乎洞穿了尘世的悲凉，又恍惚从河流的跌宕蜿蜒中，窥见了我的来生。逝者如斯，我拉不住雯的襟袖，只能如水远逝。又或者还企望在去路中，能找到改天换地的魔器，它能使我具备足够的力量踏马归来，重新夺回我那被命运掠走的花瓣。

我甚至至今都还记得那个夜晚的潸然，面对世事和命运的无力感，几乎厌弃了自己的软弱。但那一刻的沉思，又像是一个力比多转移的牲口，浑身开始蓄满野兽的雄性。